儒官世家 少负俊才
黄仁宇先生曾说:“(在中国古代社会)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,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。然而这条路漫漫修远,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。”
明代蜀中家族文学的繁荣,实际上是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,凭借自身的努力,由社会最底层,经过几代人惨淡经营,造就一个文学家族的兴盛,如新都杨慎家族即是如此,杨氏一门,能文工诗,共有作家8人,杨廷和、杨慎、杨廷仪、杨惇、杨慥、杨恂、杨金吾、杨宗吾。
这杨家,那可是大名鼎鼎。从杨慎的祖父杨春起,一门四代共有六个进士和一个状元。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历仕四朝,曾在正德年间和嘉靖初年身任内阁大臣,并一度出任首辅,位极人臣,对当时的政治有很大影响。
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(1488年)十一月初六日(12月8日)。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、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。他自幼聪慧过人,又非常好学,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,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。七岁时,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,常能背诵。十一岁时,就会写近体诗。十二岁时,拟作《吊古战场文》,有“青楼断红粉之魂,白日照翠苔之骨”的警句,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,复命拟《过秦论》,其祖父读了之后,自矜谓:“吾家贾谊也”(陈文烛《杨升庵太史年谱序》)。有一天,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,问升庵曰:“景之美者,人曰似画;画之佳者,人曰似真,孰为正?”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,升庵略加思索,立即写诗云:“会心山水真如画,名手丹青画似真;梦觉难分列御寇,影形相赠晋诗人。”他十三岁时,就随父入京师,沿途写有《过渭城送别诗》、《霜叶赋》、咏《马嵬坡》诗等,其《黄叶诗》,轰动京华。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、内阁首辅李东阳“见而嗟赏,令受业门下”,并称杨慎为“小友”。
殿试第一 供职翰院
杨慎出生于京城,在十一岁才第一次踏上故土。他在成都生活了大概三年,日夜苦读,遍览古籍,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,随后返回京城,由于要参加科举考试,十九岁的杨慎又选择回到故乡成都,和所有应试者一样参加乡试。这一年,杨慎夺得“《易》魁”,按照明代科举惯例,乡试夺魁后的杨慎,应赴京参加会试,但是造化弄人,他的试卷被焚毁。无奈的杨慎为此一等就是三年。1511年,风华正茂的杨慎经过会试的考验,参加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,这也是科举时代最高规格的考试了。殿试后,一篇题为《创业以武,守成以文》的文章轮流经过李东阳等人传阅品鉴后,得到了“海涵地负”的评语,被公推为第一名,这才又将试卷呈给皇帝审阅。明武宗读后,也是深深赞誉,御笔一挥,一个新科状元诞生了。杨慎被授翰林修撰。从此,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。
状元就是杨慎,这一年杨慎二十三岁,他是明代二百七十余年间四川唯一的状元。杨慎之后,其弟杨惇、杨恂先后中进士,杨恺、杨忱中举人。下至杨慎子嗣,杨家四世,“一门七进士,科第甲全川。”若加上杨氏姻亲,自杨春至杨慎,三代共有进士12人,举人20余人,成为明代新都乃至全川科举文化的盛事与名典。
议礼获罪 流放云南
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。他为人正直,不畏权势。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喜欢玩乐的人.不理朝政,喜欢到处游玩.针对武宗荒诞的行为,杨慎不避斧钺,敢于犯颜直谏,于正德十二年(1517)呈上《丁丑封事》的奏章,指责朱厚燳“轻举妄动,非事而游”,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。朱厚燳根本不理睬,依旧我行我素。升庵目睹民不聊生,国事日非,实在气愤不过,称病告假,辞官归里。
正德十六年(1521)武宗终被害死,死因不明,成为一场悬案,因无子嗣,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,是为明世宗。授杨慎翰林院修撰,经筵讲官。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,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。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、于经等人,由于大肆行贿、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升庵在经筵讲课时,便特地选出《尚书》里《金作赎刑》这一章,对世宗讲道:“圣人赎刑之制,用于小过者,冀民自新之意;若大奸元恶,无可赎之理。”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,常常借故停止讲书。这样,升庵由于耿直,既失欢于皇帝,又结怨于权奸。杨慎虽胸怀壮志,力图报国,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。
特别是在内阁“大礼议”的纷争中,突出表现出杨慎的“叛逆”风骨。事情是这样的:朱厚熜以“兄终弟及”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,按照皇统继承规则,世宗要承认孝宗是“皇考”,享祀太庙;自己的生父只能称“本生父”或“皇叔父”。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,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“皇考”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;这样,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。当时,张璁、桂萼等新贵,为迎合上意,攀附权奸,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,加入睿宗(兴献王朱祐杬),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。为此,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,升庵一再上书辞职,不愿与张、桂等“无耻小人”同列共事。对此,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,他一意孤行,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,升庵“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。不得命,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”,世宗更加震怒,竟使用暴力镇压,“命执首八人下诏狱”。消息传出,群情激愤。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,激动地说:“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,仗节死义,正在今日。”于是,在金水桥、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,抗议非法逮捕朝臣、声彻宫廷。“帝益怒,悉下诏狱,廷杖之。”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,十七日被廷杖一次,死而复苏;隔十日,再廷杖一次,几乎死去,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(今云南保山县)。
长期不赦 老死云南
嘉靖四年(1525年)正月,经数千里长途跋涉,杨慎来到了云南戍所,开始了他30多年的谪戍生涯,这时的杨慎病得几乎起不了床。
入滇后,杨慎曾先后居住永昌、安宁、大理、昆明、高峣、临安(今云南建水)等地。他在云南四处游历,但并没有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游魂;他虽然被逐出朝廷,充军边地,但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。他不想闲度日月,成为“天地之蠹”,从踏上谪戍之途那一刻起,他就开始了创作与著述,之后在滇30多年,他读书著述始终不辍,“平居口不绝吟,手不释卷”,上探坟典,下逮史籍,稗官小说,百家九流,无不究心。
到了嘉靖七年(1528年)之后,杨慎在不忘著述的同时,放情山水,寻幽探胜,足迹遍及滇西北与滇南。他每到一处,以文会友,多方结交,与当地官员、少数民族头人、文化人与读书士子,发展良好关系。他通过广收门生,传道授业和诗文交往,议论切磋,为滇籍文人作诗文序跋与点评等,介绍传播中原文化,推荐滇籍作家,对云南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在云南的30多年中,杨慎不仅以他的诗文创作,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切,还几次以实际行动为国家、为百姓尽力。嘉靖六年十二月,听到武定土司凤朝文叛乱,他对人说:“这是我为国家效力之时。”随之身穿戎服,“率僮奴及步卒百余”,往援守军。嘉靖二十五年(1845年)冬,代理安宁知州吴宗徽想多征盐牛税,以增加财政收入,杨慎因生活安宁多年,深知百姓生计艰难,遂“言于当道”,为民请命,终使两项税收不增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二月,杨慎从百姓口中了解到有人借疏浚海口(滇池在昆阳境内的出水口)为名,盘剥百姓,谋利自肥,便致书巡抚,巡抚查实情况后停止了这项工程。
在杨慎谪戍云南初期,嘉靖帝曾追询过这个“小秀才”的下落,事隔多年后,又多次向阁臣查询他的情况,阁臣常以“颓放”、“老病”作答,没有让他找到进一步迫害的借口——可见嘉靖帝对杨慎等人的忌恨。
远在云南的杨慎,每当听到嘉靖帝这类对他不放心的传言时,既十分失望,又极为不安。有史料记载,杨慎不论是侨居还是游历,所至一地,每每“携倡伶以随”,纵酒放情,甚至用铅粉搽面,头上扎双丫髻插花,让门生抬着,女伎捧觞随行,招摇过市,毫不羞愧。这种发生在正人君子身上的颓废行为,让人觉得不可理解,于是有人“惑之”,有人“讥讪”,有人“为足下之才惜”。实际上,杨慎这样做,有着他难言的苦衷和特别的用意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“聊以耗壮心,遣余年”,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怕嘉靖帝无端降祸,也怕张璁、桂萼等人媒孽其罪,他是想用这种“自暴自弃”的行为来自污面目,躲过不测之祸。
嘉靖十二年后(1533年),朝廷曾六次颁发大赦天下诏令,但就是不赦杨慎等八人。不仅如此,嘉靖帝还多次对上疏请求宽宥赦免议礼诸臣的大臣严加处罚,轻则下狱廷杖,重则谪戍蛮荒之地,以致后来朝中大臣不敢上疏轻言此事。
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,因宫中发生宫女谋刺事件,嘉靖帝开始专心奉道修炼,之后20多年不视常朝,很少顾问外间之事,杨慎在云南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。
明朝军政条例规定,永远充军烟瘴年六十者,容许子侄替役。杨慎60岁后,叶落归根的思想越来越强烈,由此不断上书地方当局,又致书朝中旧好,请求能让他援例回归故里。但云南地方官员不敢轻许,朝中的旧好也不敢轻易触碰嘉靖帝的忌讳,于是赦归和替役都成为不可能之事。
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,杨慎通过云南巡抚鲍象贤的周旋,在众人的帮助下,于当年秋天借派赴兵役的名义回到四川,地方当局默许他一家久居川滇交界处的泸州。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十月,不知什么原因(有一说是滇中某士人举发他返蜀长期不归),时任云南巡抚的王昺,突然派四个指挥将杨慎械系押解回云南。其时杨慎已71岁,年老多病,他十月从泸州出发,历时40多天,行程三千余里回到昆明。由于旅途劳顿,他在昆明大病一场。次年四月,他被送回原戍所永昌,安置在城北的卧佛寺。当年七月六日,他在高峣寓所去世。